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古老中国对生活必需品的概括，茶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是放在最后的一位。

开门能办七件事，那是中等之家的生活水平。贫苦的人家只有三件事，柴米盐，那油也是时有时无的。小时候，我家的大灶上有许多坑洞，最上层的是灶老爷，要靠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下层的几个坑洞里分别放着油盐酱醋。中层有一个洞里是放茶叶罐头的。那是一种镔铁罐，上面有字，“六安瓜片”。祖母告诉我，茶叶要放在坑洞里，那里干燥，可以防霉。

我的祖父原籍是武进人，苏南的农民都有喝茶的习惯，农村里的小镇上都有茶馆。到了苏北，农民相对地比苏南要穷，茶馆很少，间或有一些茶篷，那是为路人解喝的，不像苏南的茶馆，天蒙蒙亮就有许多人坐在那里，有事没事地向肚皮里灌茶水。我的祖父在太平天国年间从苏南到了苏北，没法上茶馆了，自己独饮。他自制了一个小泥炉，劈了许多短柴禾，用一把锡水壶烧水。有一次忘记了向壶中加水，干烧，尽然把水壶的底烧穿了，烟火从水壶的嘴子里窜出来。我看了觉得很奇怪，他骂我为什么不早说。从此以后他就用马口铁的壶烧水了，不用陶壶，陶壶传热慢，费柴。

祖父早晚都喝茶，没事更要喝茶。他不用坑洞里的“六安瓜片”，那是待客的，平时喝的茶叶也在坑洞里，用纸包着，是从南货店里论斤称回来的，很便宜。他把茶叶放在白瓷茶壶里，用滚开的水冲下去，然后就着壶嘴嗤呼嗤呼地喝。他不用茶杯，觉得洗茶杯又是多出来的事。可是，他那茶壶的嘴却经常被锄头镰刀碰碎，没嘴的茶壶就被祖母用来放酱油和醋，那坑洞里都是些没嘴的壶。

我跟着祖父上街时，常常站在南货店的柜台外面，看着那货架上巨大的锡罐，茶叶都是装在大锡罐里，上面写着雨前、明前、毛尖、瓜片等等。所以说我从小就认识了茶，知道它是开门七件事之一。

可我一直不喝茶，直到开始写小说之后还是不喝茶。写作的时候案头都是放着一杯水，一天要喝两瓶水。为了节省倒水的时间，还特地去买了一个有盖的大茶斗，上面有十个字“幸福的生活，愉快的劳动。”倒也是当时心情的写照。

直到1956年，我到了南京，经常和叶至诚在一起。叶至诚是个茶客，我很少见过像他这样喝茶的，他用玻璃杯泡茶，泡出来的茶三分之二是茶叶。他见我喝白开水时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一天三次向我的杯子里放茶叶，大概放了不到一个星期，不行了，一喝白开水就好像少点点什么东西，从此就不可一日无君了。

我不后悔染上了茶瘾，它伴着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我用不着向别人诉说心中的痛苦，用不着揩抹溢出的眼泪，我喝茶，用茶水和着泪水向肚里噎。有人说晚上喝茶睡不着觉，我却是睡不着觉时就喝茶。茶不像酒，它不作任何强烈的反应，不使你哭，不使你笑，不叫你仰天长啸；不让你突发豪情，胆大包天！与茶作伴，是君子之交，你似乎不感到它的存在，却又无往而不在。文界中人有所谓的“三一律”，即一杯茶，一枝烟，一本书。烟，有害；书，有好有坏；唯有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还能同甘共苦。你有钱的时候可以喝好茶，喝名茶，钱少的时候可以喝炒青，再少时可以喝茶末。茶末还有高低之分，喝不起高末可以喝灰末，我喝过十多年的高末，没有喝过灰末，听说一斤灰末只相当于一碗阳春面钱。

粉碎四人帮后我不喝高末了，但也高攀不起，定位于一级炒青。我在苏州生活了半个世纪，对苏州的名茶碧螺春当然是有所了解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每逢碧螺春上市时，总要去买二两，那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一杯好茶下肚，能减轻三分病情。当然，如果病得茶饭不思，那就是病入膏肓了。

我懂得碧螺春，也不止一次地喝过地道的碧螺春。近几年来，到处都在生产碧螺春，台湾也产碧螺春。前两年我到台湾访问时，到了高山区，在一家茶社里居然发现了台湾产的碧螺春。我想评尝一杯。可当老板知道我是来自苏州之后，连忙摇手，说是你不必喝碧螺春了，还是评尝我们台湾的冻顶乌龙吧。茶叶和药材一样，要讲究地道，特定的土壤、气候、生长的环境，对茶叶的特色有决定性的意义。碧螺春是产在苏州的东、西山，以产在果园中，果树下，山坡上的为上品。苏州的东、西山是花果山，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春梅，桃李还有那山坡上，沟渠边的野玫瑰，野玫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满山飘溢。茶叶是一种很敏感的植物，善于吸收各种气味，山花的清香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早春的茶叶里。这不是那种窨花茶的香味，其清淡无比，美妙异常，初饮似乎没有，细品确实存在。有此种香味的碧螺春，才是地道的碧螺春，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仿造的。此种珍品如今不可多得了，能多得我也买不起。

我买茶都是在清明的后三五天，一级炒青开始采摘，赶快和茶场的朋友联系，要买那晴天采摘的茶，最好是制成后不出三天就到了我家的冰箱里。绿茶最怕的是含水量高，室温高。春天的温湿度很容易使茶叶发酵，绿茶一发酵就变成“红茶”了，再好也是白搭。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我都注视着天气，不希望有春旱，但是盼望着晴天，天晴茶叶的产量高，质量好，这一年的日子就会过得舒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