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耶？王耶？饷耶？
——李自成攻北京原因探析
◎方冬明
[内容摘要]崇祯十七年元月，李自成建大顺国，称大顺皇帝于西安，改元永昌。不几日，李自成率大军东征，兵分两路，会师北京，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内城，用时仅两个月零十一天，可谓神速！此时，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似乎将主导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此时的李自成兵强马壮，已经占据北方大片领土，明朝在京官僚纷纷投降。虽有张献忠和明朝官僚宗室，北方亦有清政府。但是张献忠深陷于四川地主官僚集团的抵抗不能自拔，不具备和闯王争天下的实力。至于官僚和宗室，犹如一盘散沙，也难有大的作为。南方之领土在北方的军事压力下可传檄而定矣。至于大清政权尚在关外，无法构成对新生政权的致命威胁。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顺政权竟然在短短的43天败退京城，其败退之迅速，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这不像是一个身经百战意图称霸天下的帝王所发生的事情，这让笔者不得不怀疑，李自成进攻北京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不是一统天下当皇帝？又或是仅为西北王？抑或是单为军饷？
[关键词]李自成攻北京、自信、政治谋略与远见、小农意识、恋乡情结、流寇气息
崇祯十七年元月，李自成建大顺国，称大顺皇帝于西安，改元永昌（《小腆纪年附考》认为李自成仅称大顺王，并没有称帝）。不几日李自成率大军东征，兵分两路，会师北京，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内城，用时仅两个月零十一天，可谓神速！自此改朝换代，自是顺理成章。此时，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似乎将主导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此时的李自成兵强马壮，已经占据北方大片领土，明朝的官僚纷纷投降。虽有张献忠和明朝官僚宗室，北方亦有清政府。但是张献忠深陷于四川地主官僚集团的抵抗不能自拔，不具备和闯王争天下的实力。至于官僚和宗室，犹如一盘散沙，也难有大的作为。南方之领土在北方的军事压力下可传檄而定矣。至于大清政权尚在关外，无法构成对新生政权的致命威胁。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顺政权竟然在短短的43天败退京城，其败退之迅速，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这不像是一个身经百战意图称霸天下的帝王所发生的事情，这让笔者不得不怀疑，李自成进攻北京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不是一统天下当皇帝？又或是仅为西北王？抑或是单为军饷？
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李自成进攻北京的原因。
主观方面：李自成缺乏自信、缺乏政治谋略与远见、有浓重的小农意识、恋乡情结和流寇气息
1、缺乏自信
《晚明民变》记载：“自成既下太原，分两路进兵。刘宗敏、刘芳亮等为一路，率兵数万，东出固关。自成亲率主力北攻代州；明总兵周遇吉力战，自成伤亡数千，遇吉以兵少食尽，退保宁武。自成逼宁武，攻数日下之，遇吉战死。自成检阅所部人马士卒，死伤70，000人，伤了4位大将，惧曰：‘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重兵数十万，假如都像宁武这样难打，我们的队伍岂不死光！不如退还陕西另作计谋。’恰好大同明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来投降表，才决意攻打京师。”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是夜，太监曹化淳启彰仪门，自成兵遂入外城。”
《小腆纪年附考》也有类似记载：“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从以上材料中足以看出，李自成对自己称霸天下的目标缺乏自信，在遇到稍大挫折时，就打退堂鼓，回陕西去，可见李自成的人生梦想就是列土封疆称王，他缺乏称霸天下应有的自信与沉稳。
2、缺乏政治谋略与远见
成功的政治领导者必须具备超群卓绝的政治谋略和政治远见，政治谋略是高效行使领导者职责的先决条件,但李自成并没有表现出这些特质。
第一，对天下大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大局观，更没有相应的对策。当时天下有四大政治势力：大顺、大西、南明、满清。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应该具有大局观，对每一个政治势力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及对策。然而占据京师的李自成却做得很失败。首先，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政府军的王牌，它还守卫在山海关，还处于东摇西摆的骑墙状态，而吴襄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一家都在李自成手中，这正是招降王牌军的王牌，李自成做了，却做砸了。其次，虎视关外的清军随时可能入关, 是战是和,李自成完全没有考虑。在对吴三桂的招抚失败后并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予以镇压，对山海关地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结果在山海关一片石的大决战中因忽略满清而一败涂地，退出京城，不久又退回陕西，在对满清的军事上一直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况。再次，张献忠当时只是名义上归附大顺，实际上与大顺矛盾重重。李自成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团结和安抚，反而采取高压政策。致使李自成败退西安时张献忠马上对大顺汉中地区进攻，使李自成两面受敌，不得不迅速撤出西安，迅速败亡。再次，即便南京政权为了谁续大统而忙于内讧, 一时间不可能派军队北伐，但农民军与南朝的势不两立是必然的。李自成应该团结和安抚暂时名义上归附大顺的张献忠，与满清讲和，然后趁着南明的混乱南征，但李自成最终选择了与满清战；最后，农民军一下子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地盘，却没有一块坚固的根据地，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
第二，对待已故崇祯的慢待。崇祯帝死后，自成命人用柴车载出,盛柳棺,放到东华门外。虽然崇祯在百姓眼中不是好皇帝，但崇祯死了，人都同情弱者，百姓皆掩泣，在东华门停放的三天反而让他得到了原本得不到的哀悼。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李自成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帝王的礼仪风风光光地安葬崇祯，这样既显得他光明正大和仁慈，又可以得到人民及百官的信任和感激。
第三，对明降官的戏侮、对明王朝地主官僚阶层的拷略、追赃。就当时的形势分析，大顺政权领导人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过渡，实现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转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李自成对待明朝降官，三品以上除天牢放出来的故侍郎侯恂外都不用，并任由农民军戏侮明降官。更为突出的是，大顺政权继续实行“追赃逐饷”政策，打击官僚地主阶层。在追赃的过程中，官绅们原来巧取豪夺所得的财富难以保护，而且往往遭到刑拷，颜面尽失。这对于大批的投降依附大顺政权的官僚和地主阶层是始料未及的。这些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投降依附大顺政权的官僚和地主阶级开始怀疑、恐惧甚至痛恨大顺政权。有的官员就这样评价大顺政权：“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这一切埋下了地主官僚阶层反抗大顺政权的种子。当大顺军所向披靡之时，官绅迫于大顺军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对，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 未及发也”。山海关之战的失败，使这些人看到了反抗大顺政权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原明朝的降官降将纷纷倒戈，成为助推李自成速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对待部下臣子，李自成没有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李自成没有协调好大顺集团内部的关系, 没有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 出现了政令不严、无力约束部下的情况。以下是明代《甲中传信录》两段史料:
“初自成命权将军曰:“罪者杀之, 贪鄙多赃者刑之。”而诸将多拷掠无辜。士众有怨者, 自成谓诸将曰:“何不助孤做好皇帝?”制将军曰:“皇帝之权归汝, 拷掠之威归我, 无烦言也。”
贼自 (三月) 二十六日起, 每三、六、九劝进, 廿六日将行礼。刘宗敏曰:我与他同作响马, 何故拜他, 坚不肯。牛金星劝之曰:今日与前不同, 乃两拜而止。又鸿胪官送劝进表与宗敏。宗敏曰:何谓劝进?鸿胪解其义。又曰:请老爷行礼。又曰:何谓行礼?鸿胪官曰:五拜三叩头。
可以看出, 李自成权威不足, 对部将约束无力, 严重影响大顺政权的决策和纪律的实施, 这是大顺政权迅速溃灭的重要原因。
3、浓重的小农意识、恋乡情结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自是由来已久。李自成是地道的陕北人，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之前，李自成和他的义军始终坚持在陕西一带活动。而其他义军就不断向东发展，因为进入柔软的中原腹地，比留在贫瘠的陕西，活动舞台要广阔得多。比如，当时的张献忠在河南、安徽一带发展,就曾逮住机会，率领农民军主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淮水，攻陷了安徽颍州(今阜阳)，在正月元宵节前后，还攻陷了明朝的中都、朱元璋龙兴之地——安徽凤阳，使得朝野震动。而此时的李自成到处被动挨打，连睡觉都不安稳，甚至有时候一败涂地，被迫躲进深山摘树叶、啃树皮。这段时间，与驰骋中原、震惊朝野的张献忠相比，游荡于陕西的李自成仅属于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属“闯将”之一，还谈不上惹人注目。崇祯十三年夏，张献忠、罗汝才出川，攻克襄阳，吸引和拖住了大批明军，李自成乘势进入河南，这才迅速发展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倡义府，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新政权建立后，李自成与部下商议下一步策略。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永裕主张顺流东下，先取金陵，断绝敌人粮道，使京师坐困，然后出师北伐。李自成最终采纳了从事顾君恩的建议，制订了先取关中作基地，然后经山西攻取北京的战略计划。实际上，这个建议根本没有意识到陕西经济凋蔽的社会现实，它之所以得到采纳，纯粹是因为它迎合了大顺军从将帅到士卒都普遍存在的人心思归的情绪（因为大部分是陕西人），在李自成的首肯下，百万大军悉数西去，导致起义军的根基不稳, 粮饷不继,从而步步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以当时天下局势看，对李自成而言，统一天下的主要强劲对手应该是满清而不是明朝。推翻明朝统治相对来说容易得多，但要有效地抗御满清侵扰却是任重道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顺军应毫不犹豫地直取北京，以充裕的时间经营中原，而绝不能贻误战机。尽早攻占北京是大顺政权的当务之急。因为攻占北京的政治意义非常之大。它表明明朝已经灭亡，社稷易主，残存的明朝官吏将士在失去崇祯这块招牌后都必须立即选择后路，如吴三桂等军阀集团在没有清军南下、毫无其它指望的情况下势必死心踏地地倾向大顺一边。这样，李自成天时、地利、人和尽握手中，集全国之力经营中原，巩固南方，然后举起抗清大旗，则天下形势未可知也。事实上，当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无不欢欣雀跃，闻风归附。可以预见，如果李自成及早确立了经略北京的战略，那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的局面必然提前到来。但1643年时李自成在狭隘、保守的乡土观念指使下，草率地采纳了“关中――北京”方略，犯下了重大的战略失误。当清朝内部争夺皇位激斗犹酣时，李自成正与孙传庭对峙于郏县，至九月中旬发起总攻，给陕军以毁灭性打击，后奠定了推翻明朝统治的基础。如果此时李自成由河南乘胜北上，直抵京畿，仍不失为千载良机，但他却按照既定的错误决策，率军由洛阳西叩潼关，进逼西安，从而步步丧失了历史为他造就的良机。等到大顺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据有陕西，又经过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从山西打开一条通往北京的道路时，战争的主动态势已经消失，清朝在多尔衮确立了绝对权威并平息内部争端之后，早已虎视眈眈进逼关内了。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由于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决计在他的“桑梓之邦”关中“建立基业”，所以攻下北京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措施以巩固胜利，特别是对驻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采取错误政策，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会趁火打劫，大队人马仍留驻京城，“耽乐不已，殊无斗志”。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在山海关受到吴三桂和清朝优势兵力的攻击，惨遭失败；二十六日退回北京，仓猝即皇帝位；三十日撤出北京，从胜利的顶峰突然跌到失败的深渊，从此一蹶不振，直至败亡。大顺政权暴兴暴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自成无意于北京。李自成乡土观念浓重，这从他采纳顾君恩的建议就可以看清他思想的脉络。占领西安后，以秦王府为宫殿，建官封爵，开科取士。四月十一日，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李自成召工匠入宫，熔明大内库银及追赃所得金银器皿为大锭，征用骡马，预备运往西安（《流寇长编》卷18）。出征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山海关受挫更促使他下定决心急急忙忙撤出了北京。
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西汉建立后，刘邦及其功臣多为山东人，因此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经张良等劝谏，才启驾“西都关中”。明初朱元璋曾想建都于他的故乡－安徽凤阳，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才放弃了在凤阳建都的念头，后定都于南京。由此可见，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以政治、经济、军事大局为重，清醒地认识整个形势，相应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可以避免一系列不必要的失误。很遗憾，大顺政权中没有张良、以及刘基那样深谋远虑的智士，李自成自身也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和恋乡情结导致他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失误，终亡于满清。
4、流寇气息
李自成流寇气息自起义初至最终失败始终浓厚，明清史料中多次出现描述李自成军队掠﹑焚﹑屠等字样。明史记载，在对待明朝降官时，“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在北京的四十三天中，大顺军追赃逐饷掠银数千万两，更体现出李自成山大王的气质。史家彭孙贻评述其事曰：“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形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此时，明朝的残余势力并没有清除，满洲军队也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李自成等却急于享受，并未认真备战。山海关战役关乎大顺政权的存亡，但李自成对满清的出现竟毫无准备，受挫后的反应竟仍然是打不赢就跑，迅速回京。这是典型的流寇主义。李自成回京后，熔明大内库银及追赃所得金银器皿为大锭，征用骡马，运往西安。此时的做法更像山大王的做法，带着胜利物品回陕西，他的梦是陕西大王梦，不是中国皇帝梦。
心理传记学家依据人格理论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成功与辉煌或失败与落寞都与自身的个性﹑品质相关,尤其是在达到成就与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品格强项及特征。作为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也不乏诸多积极的人格品质，如:勇敢﹑简朴﹑坚持等。他能积极接受自我,有自己的生活及人生目标，能够把握环境和面对各种环境中的挑战。然而，李自成缺乏自信、缺乏政治谋略与远见、有浓重的小农意识、恋乡情结和流寇气息，其身上，更多的混合了流氓无产者、江湖好汉和下级军官的特质，形成了他粗放又狭隘、率真又任性的性格。他本身基本不具备一个成大业者的素质，他至多只能领导一支打家劫舍的农民军队伍。他适合与士卒称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一个草莽英雄。他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接受朝廷的高层次招安，当西北王，却没有开创一个王朝、治理一个国家的才干和胸襟。这些负面人格特征决定了他短暂的辉煌和最终失败的命运。
客观方面：在明王朝的腐朽、满清的南略、灾荒与瘟疫、民变的综合打击下，华北地区及北京已经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李自成的进攻了。
明自神宗熹宗两朝，政治已开始败坏，社会机构与农村经济已日趋腐朽没落，至崇祯年间，衰败崩溃已不可逆转。官场腐败，贪污成风，党争不断。财政困难，土地高度集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灾荒连年不断，瘟疫四起。
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明与满清的战事不断。崇祯二年（1629年），满清改变自山海关入关的策略，开始于蒙古各部结盟，从长城以西关口侵入华北地区，实行“伐大树”策略，至1642年先后七次南略。在南略过程中，满清歼灭了大量的明朝军队。包括袁崇焕、卢象升等人在内的明朝将领，也先后被杀。满清南略有效的消灭了明朝的有生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在南略过程中，清兵无情杀戮和抢掠华北地区，不仅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给予明朝华北地区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得华北地区再无法有效组织起有力的军事抵抗。而自天启七年（1627年）爆发的民变此起彼伏，与满清南略交织在一起，在客观上缓解了明朝军队对各自的压力，为双方的蓬勃壮大提供了契机，明王朝却在“攘外”和“安内”两大问题中焦头烂额，不断衰落。辽战接连失败，民变此起彼伏。面对辽战、民变、灾荒、瘟疫的多重打击，政府应对能力已突破临界点，面临崩溃。
在灾荒、瘟疫、兵祸、明政府腐败的冲击下，华北地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华北地方的基层力量被破坏殆尽，华北地方已无法有效地组织起强有力的军事抵抗。他们已经不再信任明政府，放弃了对明政府的希望，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进入华北，他们都会接受，他们只能接受。北京在瘟疫的打击下，已无能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朝臣陷于党争，且大多只顾自保。他们抛弃了崇祯皇帝，无论是大顺还是满清取得天下，只要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都接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自成襄阳建京后北伐，并定都西安，建立大顺朝，已完成其人生梦想——当西北王。之所以进攻北京是因为：其一，进攻北京可以确保大顺政权的稳固，如若攻占北京统一天下那就更好，失败仍可退守西北。其二，西北凋敝,导致起义军的根基不稳, 粮饷不继,进京可筹集军饷。其三，明王朝在灾荒、瘟疫、民变、满清入侵的综合打击下已羸弱不堪，有了实现前二条的机会。
那为何败退如此之快呢？李自成进攻北京时，主力有很大部分留在西北和襄阳一带，兵力并不是很多，一路攻下的城池要地仍然由明投降官军把守，甚至对待吴三桂这么重要的势力，仅派降将唐通去。攻打吴三桂仅带6万人，根本无法应付后参战的清兵。只是没想到进攻北京如此之顺利，因而欣喜若狂，产生了更多更大的欲望，但毕竟底气不足，碰上强敌，遇到挫折，马上就被打出原型，觉着还是回西安的好。只是兵败如山倒，他也没想到败得这么快，这么惨，流寇的想法又上脑了，只要没有必胜的信心，就一路狂逃。这次自己成了最大的目标，到处都是敌人，家乡留不住了，逃到陌生的九宫山，被一群不知名的乡民给欺负了，魂断异乡。
参考文献：
1、李文治《晚明民变》
2、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3、明《甲中传信录》
4、沈一民《清南略实考》
5、清·戴笠《流寇长编》
来源：李自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