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一惨案发生后，中共通山县部委书记陈钟牺牲，省党部任命魏书为通山县党部常委。1927年6月中旬，魏书、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组成中共通山县委，李良材任书记，夏桂林、叶金波、陈兆秀、吴礼执、阚禹平等人任县委执行委员。

6月下旬，县委书记李良材在山口铺主持召开了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会议冷静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认真总结了五·二一惨案与通山人民反夏倒鲁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李良材利用同乡关系与新任县长何雄飞和平共处。县委主要成员和各团体负责人下到农村各地，加强对农村党组织与农民自卫军的领导。

6月底7月初，李良材、阚禹平到西坑、板桥一带，夏桂林到山口、石门、港路等地，叶金波到泉港、杨芳林等地，陈兆秀到横石、宝石、九宫等地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江福来、夏元清、赵孟卿、夏洪海、许金门、吉孟来、程怡坤、舒汉诚、陈叔卿等人一道，首先加强党组织建设，清除了在斗争中表现动摇的分子，吸收了一批立场坚定的工农分子入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然后，根据通山农民自卫军分散、组织不严密、缺乏军事训练等弱点，加了党对自卫军的组织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地组织了7支农民自卫军，即板桥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阚禹平）、山口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夏元清）、港路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赵孟卿）、杨芳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吉孟来）、宝石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陈叔卿）、横石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陈兆秀）、泉港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许金门）和一支农民自卫军快枪队（队长阚学增）。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分共”三项决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背叛了革命。通山县国民政府县长何雄飞脱下革命外衣，露出伪装革命的真面目，当即召集县“安民委员会”与“治安党”头目王炳麟、王绪林、朱怀先等人到县衙密谋“清党”反共计划，派反革命分子到各乡镇与土豪劣绅联系，组织反动武装，实行“反共清乡”。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动，利用各种手段招集一些流氓地痞为骨干，强迫一部分农民当团丁，组织起“通山人民自卫团”（简称“民团”，亦叫团防），“民团”总部设在县城，各乡镇设有团防分部。县总部建立时，得到驻军陈维汉（湘军唐生智部）的支持。县总团团长王炳麟（县城内大豪绅），二区寺下分团团长余玉山，三区南林分团团长徐贵臣，四区分团团长夏兆康，五区西坑分团团长吴礼启，六区杨芳分团团长孔宪勋，七区富有分团团长曹楚贞，八区分团团张廷珍，九区分团团长刘九臣，十区横石分团团长吴东成等人，他们都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与恶棍，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有刻骨的仇恨。王炳麟按何雄飞的旨意，带着民团100余人在县城内为非作歹，大打出手，于7月下旬将县总工会、农协会、妇协会等革命团体设在县城的办公场所全部捣毁，捕杀了县农协执委会禁烟禁赌委员会主任舒步程等10余人。随后，县乡民团纠集起来，再次猖狂地向各地党部和区、乡农协会进攻，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在斗争中，早期共产党员夏子菁、夏家寿、阮正国、王心和、杨如诗、刘牛和等先后壮烈牺牲。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省委根据中央8月3日颁发的《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精神，全面分析了湖北的革命形势和经济、政治状况，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秋收起义纲领和计划，阐明了起义的目的，提出了起义的办法，划分了起义的区域，明确了起义的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宣传大纲和主要口号，又专门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派符向一率40余人来到鄂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帮助各县党组织恢复农民协会。

8月中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和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汉口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湖北秋收起义问题。决定将原定湖北秋收起义的鄂北区为中心的计划，改以鄂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并通过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计划规定，鄂南暴动以蒲圻、咸宁为重点，首先占领这两座县城，然后分兵攻取嘉鱼、崇阳、通城、通山4县，暴动时间暂定于9月上旬。

8月下旬，省委派吴德峰、黄赤光等同志前往鄂南正式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按照特委指示，中共通山县委书记李良材率领各革命团体与农军主力（快枪队）转移到通山边境板桥茶滩，县委机关也同时迁至，叶金波、许金门等人在县委的安排下到祝家楼、消水山一带找到五二一惨案中脱险的吴礼执，在周步山秘密碰头，决定以化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党团员的代号是BD,叶金波的化名周翌清,吴礼执的化名叫阮十条,陈兆秀的化名刘宏基,江福来的化名丁香。

8月底，李良材根据特委精神，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传达湖北省委和鄂南特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成立通山县秋收暴动委员会,夏桂林为主任委员，叶金波为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通山秋收暴动工作，作好了组织准备。会议决定将通山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通山农民革命军。夏桂林、叶金波分别担任县农民革命军正副指挥，李良材任党代表。通山农民革命军下辖6个大队和1个快枪队，阚禹平、夏元清、赵孟卿、吉孟来、陈叔卿、许金门任大队长，阚学增任快枪队队长，从军事上为秋收暴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决定组建以各团体负责人和农军干部为骨干的农村工作小分队，分别深入到各地农村，在隐蔽的山区中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党员的工作，培养和加强新生力量，作好新的战斗准备。县委扩大会议后，通山党组织与农军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阚禹平、许金门等人率领小分队，分别深入到茶滩、龙岭、船埠、沉水山、城山、港路、界牌等地，与当地的党组织、农协会的同志一起，利用山区有利的隐蔽条件，在群众掩护下进行斗争。吴礼执、江复来等人到周步山、阮碧山活动，赵孟卿、孙丁耀、孙广才等人在南林与港路交界的谷山、福龙庵等地联系雨山竹工、水响纸工；吉孟来、程道、成其福在城山下的吉家源、三界尖下的冷水坪一带联系杨芳茶工和三界地区农民；夏桂林、叶金波等到杨城山、沉水山等地组织农民和造纸工人；陈兆秀、许金门等到九宫山联系“红江会”与“哥老会”，各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8月下旬，唐生智出于自己政治利益的需要，将驻在通山的陈维汉团调走，使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抓住这一战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命令全县各地农民革命军开始进攻，以迅猛之势消灭各地民团，占领四乡集镇，然后夺取县城。

集中在城东板桥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一大队（大队长阚禹平）和快枪队（队长阚学增）300余人，在李良材等人的领导下，于8月28日夜袭西坑潭，消灭了五区民团，农军占领城东重镇西坑潭，控制了水陆交通。

集中在焦夏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二大队（大队长焦瑞祥）200余人，在夏桂林等人的领导下，打垮了夏兆庚的“反共团”，占领城北要地山口铺。29日，夏桂林派农军一个分队驻守界水岭，封锁咸通交通要道。

集中在港路的农民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赵孟卿）200余人，在赵孟卿等人的领导下，沿港路河直下罗城，于29日占领寺下，农军占领寺下后，封锁寺下与南林的交通，并很快与夏桂林取得联系。当地农民闻讯，纷纷要求参加暴动，暴动人数不断增加。

活动在城山脚下的农民革命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吉孟来）在叶金波等人的领导下，占领杨芳林后率部东进，28日与厦铺参加暴动的农民会合，组成500余人的暴动队伍，于29日占领了湄港。

集中在横石、宝石一带的农民革命军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叔卿）300余人，在陈兆秀、陈叔卿、王铁仙等人领导下，攀越朦胧岭，29日与第六大队大队长许金门率领的200余农军会合，占领岭下、吴兴甫、李渡一带，与叶金波取得联系。至此，通山县城外围的反动民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被缴械，有的被打垮，已无战斗力。农军则发展到近二千人，有快枪200余。通山完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

29日下午，县委、县暴动委员会领导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会合在一起，决定于30日清晨，采用东南、西北三面（通山县城只有3方出口）合围的战术攻打县城。

8月30日清晨，各路农军从三面兵临城下。南林等地的农军守西门，防止城内敌人向咸宁方向逃跑。第二大队攻西北门，叶金波带领的农军攻南门，板桥等地的农军攻北门。附近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肩背锄头、长角（角锄），唱着《暴动歌》，前来助战，把只有一条街的通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大有排山倒海之势。由青年妇女组成的战地宣传队则爬上城北的白鹤山，手里挥舞着用红绸被面做的红旗，呐喊着暴动口号，唱着暴动歌，气吞山河。

当时，省委已确定9月9日举行鄂南暴动，通山农军还有参加总暴动的任务，如果通山农军伤亡过大，会影响鄂南总暴动的大局。权衡利弊，县委和暴委决定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逼迫敌人缴械投降，并识破敌人的诈降，使暴动取得成功。

为了代表全县人民管理好县城，行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决定依据《大纲》“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的精神成立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8月30日下午，县暴动委员会组织进城，各地农军分片推选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夏桂林、叶金波等5人当选。

8月31日上午，在县衙门前的通羊河沙洲上召开大会，成立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夏桂林当选为政府委员长，叶金波担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阚禹平、陈兆秀、涂宗夏分别负责财政、民政、教育等部门的工作。通山人民在省委书记罗亦农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下，在县委和暴委直接指挥下，不仅取得了秋收暴动的彻底胜利，而且建立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实现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美好理想。

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后，行使了十大职能：一、组织农民革命军严守四境，既防止反动派对新生政权的破坏，又维持鄂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为鄂南全面暴动营造一个战略后方。二、县工农政府委员会组成农军小分队（全县共组织小分队20余支，每队10余人），分别到全县重点区、乡、镇，协助当地农民建立区、乡政权，有力地摧毁了封建山霸的统治基础。三、各区、乡政权建立后，严惩了大革命失败后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治安党”反动头目100余人，安定了社会秩序。四、勒令豪绅巨富交粮交款，除解决各地贫苦农民的必需外，还积谷1000余担，集资近万元，以备战争之需。五、县、区、乡各级工农政权领导农民抗租抗债。许多地方区、乡政府组织民众清算土豪劣绅财产，烧毁豪绅地主的帐单、帐本、借据与契约。六、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了大土豪劣绅与一部分由土豪劣绅控制的公会的土地，分给了缺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七、接收工农青年参加农民革命军。在9-10月中，全县有近千名工农青年参加农民革命军，军事部长叶金波将新老农民革命军战士编为两个团，一团由陈叔卿任团长，二团由叶金波兼任团长，每团一个快枪连，9个土枪梭标连，指战员千余人。全县农民革命军共有长短枪200余支，土枪1000余支，大刀梭标近千。八、帮助各地恢复了农协会、妇协会，进一步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九、组织农军开赴咸宁参加鄂南总暴动。十、根据群众要求，枪决了反动县长何雄飞及其心腹僚属。

通山秋暴是通山县委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以罗亦农为书记的湖北省委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和伟大实践。它是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农民为主要力量，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抓住有利战机，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识破敌人假投降的花招，取得秋暴的胜利。创造性地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继而取得胜利，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理论。（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