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10月红五纵队到达鄂东南至1930年7月红三军团离开鄂东南，鄂南秋收暴动点燃的星星之火与彭德怀两年前在九宫山播下的火种汇成一炬，这时已成燎原之势。以通山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逐步成为中共建立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30年6月，以李立三“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 、“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等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 ），命令红军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红三军团离开鄂东南。

红三军团离开鄂东前，成立了鄂东红军留守处，组建了红八军四、五纵队。这两个纵队后去黄圻地区扩建为红十五军。 7月，红三军团进入通山，以鄂东特委警卫部队和红五、八军留下的骨干与部分伤病员为基础，在通山、大冶、阳新等县的工农游击队、赤卫队中精选3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初建时只有1个团，未设师部，直称红三师七团。独立红三师归鄂东特委、鄂南特委领导。

活跃在通山境内的红军连队有：红七团领导的红七连，连长谭进福，全连100多人枪，属，主要活动在长安、板桥、桂林、横石一带；通山县苏维埃军事部直接领导的红一连和红九连，红一连连长戴国家，全连兵力30多人，十几条枪。是由冷水坪游击队改编的，主要活动在鄂赣边境的九宫山、三界尖等地。红九连连长夏有功，这支部队在石门游击队基础上建立，只有20余人，主要活动在咸崇通边境。红一连与红九连。这两支红军的存在与发展保卫了边境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为后来以冷水坪为中心的修武崇通苏区与以楚王山为中心的咸蒲崇通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30年8月，龟缩在通山山口铺的罗霖部队，趁红三军团攻岳州打长沙的时机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通山县城，因通山国民政府县长张辅邦已潜逃，罗霖令上尉书记官潘鉴今代理县长（后为肖焜）。这个反动军人政权，积极扶持民团，不断对通山苏区进攻骚扰。

通山首次攻城失利、损伤严重的消息传出后，红三师七团闻讯赶来支援，在“通山行委”所在地大畈召开联系会议，会上拟定第二次攻打通山县城方案。9月30日凌晨，通山军民与独立第三师红七团联合攻打通山县城。由于布署得当，加上红军指战员熟悉地形，兵力与武器亦超过城中守敌，拂晓红军攻入县城，敌人从西门退走，双方均无伤亡。10月1日，退出城外的敌人纠集民团和大刀会向城中反扑，攻占了县城，红七团组织反击，将敌人赶出城外，战斗拉锯式进行着。对是否长期占领通山县城，红七团负责人与“鄂南行委”负责人意见分岐，双方发生了不愉快的争吵，郭子明等人率红七团率先撤离县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叶金波下令将通山农军撤回大畈。

两次攻城未达到占领通山县城的目的，洪纪感到不好回长江局交待，决定调咸宁、蒲圻赤卫队与鄂南红二师来通山参战。这时，叶金波身染重病，攻城指挥由洪纪自己担任。10月17日，在所调的咸蒲农军与红二师未赶到的情况下，“鄂南行委”组织通山野战队第三次攻打县城。山城内驻敌已加强了防守，县游击队、野战队久攻不下，伤亡严重。洪纪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见，率领野战队撤回大畈。在这次战斗中，通山县早期党员、县委委员阚学增为掩护战友撤退英勇牺牲。事后，鄂南行委委员赵孟卿、港路赤卫军大队长吴永兴被敌人杀害。

从洪纪到通山至第三次攻城失败，前后只有1个多月时间，“通山行委”（党、团、工会等组织）能动员2万余赤卫军与农民群众手持锄头、长角、大刀、土铳，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赶走国民党驻军和民团，并两次攻入城内，这既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不怕牺牲、团结奋斗的高尚精神，也反映了通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过去的工作基础与通山党组织的号召力、组织能力、凝聚力，同时，也是红五军在通山深入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结果。但由于“鄂南行委”主要领导人政治上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军事上盲目蛮干，让赤手空拳的数万群众与敌人硬拼，造成了不应有的损伤，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者，取消了党、团及群众组织，组织上成立“大暴动行动委员会”，失去党的领导核心，使通山县委、各区委及群众团体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特别是一些新开辟的苏区，不能通过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安定人民生活。连续不断地攻城，使广大群众疲于奔命，给敌人以反攻倒算的机会。中央纠正“立三路线”后，各级行委取消了，洪纪离开了通山，中共通山县委恢复，仍在鄂东特委领导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