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百年，更是用勇气、智慧、力量创造的百年。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绚丽、最壮美的篇章。
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山始终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这块红土地上，曾建立过7块革命根据地、8个县级以上党组织，鄂东南和湘鄂赣边区党政军机关曾驻扎境内数年之久。小小通山英勇无畏，小小通山忠义担当，10万余人投身革命，为开天辟地的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聚焦在大革命这段历史之上。因为这段历史最为苦难辉煌，最能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卓绝与光荣伟大；因为这段历史最为坚贞壮烈，最能使我们零距离体会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出发？
一、通山革命之“坚”：坚韧不拔、敢为人先
通山虽然地处鄂赣边陲，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通山人民勤劳勇敢、积极进取，始终能感知社会巨变、引领风气之先。在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新庄坪人石瑛、杨芳林人黄振中就是典型代表。石瑛乡试中举后，怀着“师夷以制夷”的理想，先后赴法国、英国留学，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元老之一，后主持湖北同盟会支部工作。黄振中1907年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侍卫武官。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后，通山社会各阶层更是感受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无穷魅力，不少家庭纷纷送子女到省城与外地高等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年间，通山外出求学的青年学生猛增至100余人。这其中就有华鄂阳、陈定远、李兆庚、成子英、谭英鸿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的宣传民主思想，有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两人留学国外，并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起共事。
一位是华鄂阳。燕厦上畈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加共青团担任旅欧支部书记，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同为一个支部；1924年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小组长。
一位是陈定远。厦铺畈上陈人，192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与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的周达文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留苏期间，他积极介绍青年入党，有的后来成为共和国高级干部（如开国将军唐铎）。
而在县内，最大的文化事件莫过于私立镇南中学的创办。私立镇南中学是现在镇南中学的前身，创办人是毕业于汉口博学书院的李兆庚。李兆庚是西坑潭人，受五四运动新文化影响，拿出全部家财创办这所初级中学。镇南中学1923年筹办，1924年8月开学。第一届招收学生40人，编为一班，1927年1月毕业。这届学生来自全县各地，他们中间有通山革命骨干陈钟、叶金波、夏子菁、江福来、陈兆秀、吴礼执等人。
私立镇南中学的创办，不仅传播了科学与民主思想，更为通山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革命的启蒙与兴起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正因如此，在短短3年间，通山发生了两件在鄂南、在湖北、在全国有着影响的重大事件。
1、成立鄂南第一个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秋，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建立中共武汉区委。1924年，中共武昌地委成立，地委委员长陈潭秋派特派员魏书到通山，以镇南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魏书是湖北汉川人，1923年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经武昌地委同意，由通山籍学友夏道辉举荐应聘到镇南中学任教。
魏书担任一班的级任导师，他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他把无产阶级革命道理与通山的社会实际巧妙结合，很自然地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魏书很快将一批追求进步与光明的青年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他把这些学生组织起来，阅读革命书籍《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一些进步书刊，举行读书会、讨论会，组织学生办《楚光壁报》，宣传中华英烈事迹与民主革命思想。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魏书在镇南中学发展阚禹平、陈钟、夏子菁、吴礼执、吴斌、叶金波、江福来、陈兆秀、吉孟来、阚学增等10人入党，成立党小组。同年6月，经武昌地委批准，成立位居鄂南第一、全省第三的党组织——中共镇南中学支部委员会，支部书记陈钟。1926年4月，镇南中学党支部发展为中共通山县特别支部。同年11月，发展为中共通山县部委。1927年6月，改称中共通山县委员会。
2、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山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通山地方党组织不断壮大与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1925年冬开始，通山各地党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全县所有区乡都成立了党小组。1926年11月，各地党小组又发展成党支部。到1927年，全县党员人数达到500余人。
与此同时，全县各种革命团体纷纷建立，有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商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组织24个，会员达数千人之多。这些革命团体积极开展减租减息、争取地权山权、惩处土豪劣绅、支援北伐战争、组建农民武装、反英示威游行等运动，先后惩办土豪劣绅200余人。
通山建立红色政权，除内因之外，还有两个外部因素。其一，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清党”“分共”，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随之叛变革命，移师东进，进而攻打武汉。从咸宁溃退的夏斗寅叛军一部30余人窜到通山。通山县长鲁秉诚撕下革命的面纱，公开投靠叛军，并在叛军的支持下，惨杀了陈钟等8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通山“五二一”惨案，同时逮捕关押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300余人。虽然事后在董必武、邓演达的斡旋下，组织兵力到通山平息了叛乱，释放了关押人员，恢复了革命团体，但这次血的教训却极其深刻。
其二，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根据会议决定在鄂南率先发起秋收暴动，并成立鄂南特委加强领导。8月下旬，鄂南特委召开鄂南6县负责人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并明确通山、崇阳、通城三县可先行骚动。特委会议后，通山县委迅速组建通山秋收暴动委员会，并将通山农民自卫军改称农民革命军，下辖6个大队和1个快枪队。
正在此时，恰逢唐生智将驻守通山的陈维汉部调走，县委书记李良材和夏桂林、叶金波等人立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各地农军迅速占领所有集镇，控制水陆交通，封锁外出要道，准备夺取县城。8月30日清晨，各路农军三面汇集县城，附近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等前来助阵，把只有半边街的通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在大兵压境之下，县长何雄飞同意投降交出政权。8月31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在县城圣庙成立，夏桂林被推举为委员长（县长），叶金波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阚禹平、陈兆秀、涂宗夏为委员，分别任财政部长、民政部长、教育部长。
通山县工农政府建立后，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是严守四境，防止破坏；二是建立区乡政权，摧毁封建统治；三是申张正义，严惩邪恶；四是劫富济贫，筹集军需；五是组织民众，抗租抗债；六是没收土地，还田于民；七是扩军备战，集中培训；八是广泛开展宣传，恢复群众组织；九是倾听民声，惩办首恶；十是组织农军，出征咸宁。
直到10月初，在多路国民党部队的进逼下，通山农民革命军才撤离县城，转移至九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工农政府共运行了43天。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曾率红5军到九宫山休整，当了解通山农军的革命情况后，十分称颂，并向中央作了具体报告。
当时，湖北暴动是以鄂南为中心，由于通山的革命基础最好，鄂南秋暴客观上又是以通山为中心。以通山为代表的鄂南秋暴，以及建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第一个具有苏维埃性质的红色政权，为掀起湖北全省土地革命风暴、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通山红色政权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至少有三点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一是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苏联十月革命中国化的有益实践；二是走出了一条由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主导的革命道路，确保了革命的目的更纯粹、革命的行动更坚决；三是为周边地区工农革命提供了借鉴范例，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响了第一枪。
二、通山革命之“挺”：挺拔强劲、红旗不倒
通山人民如大山一样具有坚强、坚韧的性格，他们不服输、不怕死，在艰苦卓绝的大革命中，不但取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促进了全县苏区建设的全面展开与巩固。全县所有的区乡村都有革命活动，全县所有的山脉，如周边的九宫山、太平山、三界尖、界水岭、龙岭、大幕山、楚王山，中部的消水山、沉水山（天梯）、周步山、白崖山等都驻扎过红军，全县80%以上的区域成为苏区。哪怕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通山人民也能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用生命与信念捍卫着鄂东南道委、湘鄂赣省委等党政军机关，战斗不息，红旗不倒。
1、组建三支红军队伍。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民众的积极支持下，境内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3师、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6师。这三支地方红军，对稳定鄂东南苏区局势，巩固和发展湘鄂赣边区根据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境内还组建过3支红军连队：红一连、红七连、红九连。
①坚强苦战的红3师。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通山，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便以红5军、红8军留下的骨干和部分伤病员为基础，从通山、大冶、阳新等县工农游击队、赤卫队中精选300余人，于当年7月组建地方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3师，隶属鄂东特委领导。初建时只有1个团，未设师部，直称红3师7团。1931年2月，红3师在龙港正式成立，兵力2000余人，下辖七、八、九3个团。
红3师正式成立后，分两批进驻通山。此后几年，在叶金波等人的领导下，先后成功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成为巩固和发展鄂东南苏区的坚强柱石，被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授予“坚强苦战”的战旗。
特别是1932年7月，红3师与红16军一周内在通山、咸宁连打4次胜仗，全歼敌人4个团，缴枪2000余枝。中华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中央军委专门发来贺电，《红色中华》第27期、28期还刊登专讯具体报道红军战绩。
1934年10月，红3师改编为红16师，虽然撤消了番号，但它为中央红军补充了数以千计的骨干兵员，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是不可磨灭的。
②战功卓著的红17军。1933年3月，鄂东南道委根据省委精神，决定扩大红3师为红17军。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在通山大畈隐水黄石洞和尚坪成立，近万人参加建军大会。红17军下辖红1师、红2师、红3师，以红3师为主力，兵力5000余人。1934年1月，由于王文驿战斗失利，红17军番号被取消。红17军虽然存在不足1年，但它的组建，使鄂东南地区的军事武装力量得到加强。它发扬红3师的优良传统，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全心全意为贫苦大众谋利益，在保卫和发展鄂东南苏区中建立了卓著战功。
③红旗不倒的红16师。红16师的前身是红16军，为湘鄂赣主力红军。1930年7月，湘鄂赣苏区红军和平江、修水、铜鼓等地工农武装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红16军，隶属红三军团。1933年6月缩编为红16师。1934年六七月间，红16师护送湘鄂赣省委机关转移，在修水龙门山地区被敌人合围，损失惨重，余部200余人进入冷水坪，编入红3师。当年10月，陈寿昌、徐彦刚、严图阁等率领收拢的红16师流散人员与地方游击队约400人，来到冷水坪与休整的红3师会合。当月，湘鄂赣省委在冷水坪召开会议，决定在红3师的基础上重建红16师，下辖1个团、1个营，兵力1500人。红16师重建后，以冷水坪为根据地，部队在修水、崇阳、通城边境和通山境内活动。1937年3月，湘鄂赣省委在三界尖将红16师改编为湘鄂赣野战军，在傅秋涛、江渭清的领导下坚持战斗。同年秋，部队开赴湖南平江嘉义参加整编，编入新四军，奔赴苏南抗日前线。
2、创建七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通山境内及联合周边地区先后成立7块革命根据地，使通山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湘粤、北返中原的后方基地之一。
①通山南部根据地（1926.11—1936.06）。以通山九宫山为中心，根据地机关驻九宫山竹林寨。
②修武崇通根据地（1932.06—1936.06）。地跨修水、武宁、崇阳、通山4县边区，以通山三界冷水坪为中心，根据地机关驻冷水坪。
③咸蒲崇通根据地（1932.12—1935.05）。地跨咸宁、蒲圻、崇阳、通山4县边区，以通山楚王山为中心，下辖6个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人口5万。根据地机关驻南林桥镇楚王山。
④龙燕根据地（1932.09—1937.07）。下辖龙港（今属阳新）、月涛、月山、杨林、箬田（今属江西武宁）5个区。根据地机关驻洪港镇留阻村观圣寺。
⑤通山北部根据地（1933年初夏—1937.07）。以通山大幕山为中心，下辖梅田、黄沙、长安等地。根据地机关驻大幕山。
⑥阳通抗日根据地（1939.04—1945.09）。下辖通山县的燕厦、横石、慈口、大畈、孟垅、黄沙、梅田和阳新县的龙港、三溪口等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8万。根据地机关驻黄沙铺镇梅田刘家祠堂。
⑦咸通阳抗日根据地（1944年秋—1945.09）。位于通山西北部，东起万家、九折，南至山口、焦夏，西连崇阳县的田心、黑桥与咸宁县的柏墩，北抵大幕山南麓，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6万。活动中心区域在通山县界水岭。
3、江南“小莫斯科”——龙燕。龙燕是今阳新龙港、通山燕厦地区的合称，当时属阳新县。因其地处鄂赣边界，是两省四县的交通咽喉，从1928年开始，逐渐成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盛时云集“48大机关”，被称为“小莫斯科”。1932年10月，龙港失守，鄂东南道委机关转移至通山。虽说龙燕区主要机关设在龙港，但燕厦境内也建有红军兵工厂、弹药库、医院、疗养院、银行、石印局、被服厂等10多个机关，占居近半壁江山。彭德怀、何长工曾在燕厦战斗，李灿、程子华曾在燕厦养病。
4、湘鄂赣省委驻地——冷水坪。冷水坪位于厦铺镇三界地区，三界因地处鄂赣通山、崇阳、修水三县交界区域而得名。从1925年底开始，冷水坪就有党的活动，并于1926年春成立了党组织，至少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的活动都很活跃。1932年7月，修武崇通县委、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冷水坪成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冷水坪长达4年多时间是湘鄂赣边区革命的指挥中心，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鄂东南道委、红3师、红17师、红16师，以及红军医院、兵工厂、保卫局、政治学校等党政军机关进驻于此。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冷水坪和九宫山成为湖北“最后两块游击根据地”。
5、抗日烽火延绵不息。抗日战争期间，通山人民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坚持战斗在冷水坪、九宫山、太平山、大幕山的红军游击队，由江渭清带领到湖南平江嘉义参加整编，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三营，奔赴苏南抗日前线。另一方面，县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机动作战，积极歼敌，给入侵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伪军数千人。其中，有两件大事载入了共和国的军史。
一是创立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1945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驻扎在通山山口铺的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指出“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即通过创立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实现江北与华南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6日，根据毛泽东来电指示，中共湘鄂赣边区党委第一次会议在山口铺召开，正式成立湘鄂赣边区党委、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湘鄂赣军区。王首道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聂洪钧任边区行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二是山口铺之战。1945年6月27日，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率部在山口铺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共歼敌400余人，其中日军3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南下支队仅牺牲指战员11人。从此，鄂南地区的日伪军一蹶不振。至此，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除公路、铁路及少数孤立据点外，大部获得解放，形成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山口铺战役的胜利，是鄂南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力巩固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三、通山革命之“壮”：壮美无畏、前赴后继
通山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是光荣的革命老区，是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山人民献钱献物献子弟，哺育了红军、哺育了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拥红扩红不讲代价。在通山境内，除地方红军红3师、红17军、红16师外，红5军、红8军、红三军团、红五纵队、红17师、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先后在转战或驻扎。通山人民把最好的子弟送给了红军，人数达万人，有的父子参军，有的兄弟入伍，有的夫妻同干革命。
在拥红方面也是尽己所能，对红军比亲人还亲。开国上将王平回忆，那时红军伤病员几家争着要，红军在老百姓家养伤，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被照顾得非常好。
1928年10月，李灿、何长工率红5军第五纵队从崇阳进入通山，发展和巩固以九宫山为中心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到达黄沙铺休整时，当地数百名村民夹道欢迎，像过年一样，到处悬挂红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红军驻地的黄沙铺、上新屋村的群众，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红军住，游击队员帮红军站岗放哨，妇女们帮红军煮饭做菜、洗衣补衣。当时红军1000多名指战员没有过冬衣服，通山县委迅速组织群众在一周之内为每名战士赶制了一件新棉衣。
1930年5月上旬，彭德怀率红5军来到阳新通山边境的龙燕，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记载：“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该地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当年，连续干旱，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都不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路边替红军扇凉。群众自己露宿，也要让红军住进家中。当时粮食缺乏，群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薯丝、玉米、稻米送到部队门口，倒在桶内就走。
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2月，萧克率红17师到冷水坪，他在三宝湾住了大半年。当地百姓老的为红军烧火做饭，年轻妇女为战士缝补浆洗，青年赤卫队为红军站岗放哨，红军如同在家里一样安心。鄂东南道委机关迁到冷水坪后，群众宁愿自己住进茅棚，也要腾出房子给红军伤病员住。群众宁愿吃薯渣、野菜，也要省下粮食给红军吃。
2、十万儿女投身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山有10万余人参加革命，其中3.2万人献出宝贵生命，在册烈士达5700余人。大革命时期，老通山区域人口不多，最多年份的1928年全县13万人，最少年份的1945年全县仅5.4万人，其他年份在6万至8万之间。加上慈口、燕厦、大畈、黄沙等地，当时人口最多不会超过20万，平常年份不会超过13万。因为1950年慈口、大畈、燕厦、黄沙划入后，全县总人口也仅16万人。所以，从常年保有人口及每年新增人口分析，每10人中至少有1人为革命献身，每百人中至少有2名在册烈士，从中可以看出通山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牺牲。如大畈镇有个叫杉窝的自然湾，当时属西坑潭，全湾几乎家家有人参加革命。1934年革命处于低潮时，该湾先后有三四十人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杀害。
通山数万英雄儿女，绝大部分是为开辟和保卫鄂东南、湘鄂赣根据地牺牲，部分是在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有王平、陈时夫、阮贤榜、阮汉清、阮邦和、梅盛伟、贺俊侦等7人成为共和国将领。
3、横路之战惊天泣鬼。1932年10月，红3师奉命攻打江西武宁县横路。横路地处幕阜山南麓，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红3师从通山赶到时，敌人已提前在阵地布下口袋，结果红军被敌人反包围。由于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又占据有利地形，战斗打了三天三夜，红3师才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冲出来。此役炮火连天，战场尸横遍野，红3师减员近千人。据说老鹰在山上盘旋聚集达二三个月之久，足可以看出当时战斗的惨烈。尽管战斗异常残酷，但红3师将士没有一人退缩，宁可战死也不向敌人投降。
4、数十将帅浴血奋战。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在通山战斗过的将帅以及后来成为共和国领导人的共有40余人。其中，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10人，副国级领导人5人。
在通山战斗过建国前牺牲的师级以上党政军领导人有25人，其中军级12人。如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8军军长李灿、红8军政委袁国平、红4军政委潘心源、红8军政委邓乾元、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陈昌寿、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严图阁、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等。另有团营连级干部上百人。
牺牲在通山级别最高的干部，本地的是叶金波，红17军副政委兼参谋长；外地的是吴致民，鄂东南道委书记、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吴致民是湖北黄梅人，参加革命名化名胡梓。吴致民在冷水坪牺牲后，道委将修武崇通县改为胡梓县，以示纪念。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曾3次率红军进驻通山。第一次是1928年9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进入九宫山休整，就住在云中湖畔的凤凰岭。期间，红军到山下的船埠、宝石、界牌、西港等活动，并消灭横石民团，并帮助建立九宫山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9月中旬，返回江西铜鼓县。第二次是1930年5月上旬，彭德怀率红5军到达龙港、燕厦地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第三次是1930年6月23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通山，击败敌军罗霖部，一举占领县城。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圣庙，彭德怀也住在圣庙。6月25日，红三军团前委在圣庙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岳阳问题。会后离开通山。
彭德怀进县城时，周边大批群众夹道欢迎，想亲眼目睹彭大将军的风采，但由于彭德怀穿着草鞋走在队伍里，大家谁也没有认出来。为满足群众的心愿，彭德怀便让警卫员牵来一匹战马，沿着六里石板街来回走了两遭。
四、通山革命之“烈”：烈火真金、忠义为党
通山是湖北乃至华中地区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湘鄂赣边区的红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山268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通山波澜壮阔的革命是数以万计的烈士用生命铸就的。当我们翻开红色的卷宗、追寻远去的硝烟时，那些赤胆忠心、无畏生死的钢铁形象就会鲜活在眼前。这些光辉的形象，并非电影电视中塑造的文学形象，而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我们身边。这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英雄人物壮举最有力的回击。
1、威武不屈的英雄群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伪装革命的通山国民政府县长鲁秉诚，把共产党员身份的副县长郑芝藩、建设委员陈钟排斥一边，暗中与司法委员沈潜如、警备队长应得胜、政府文书徐麻文结为一党，掌控通山党政军大权，公开反对各地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并炮制《限制农运条例》。
5月16日，省工运特派员吴斌等人在寺下开展活动，被焦夏的反动组织“治安党”非法关押，并对当地农协会、妇协会会员进行毒打，制造了“寺下事件”。17日，省农协特派员刘昌恕、县党部常委陈钟、县农协副委员长夏桂林、自卫部长夏文杰带领农民自卫队前往寺下清查真相，并捉拿拘捕殴打吴斌等人的叛乱分子回县城。当晚，陈钟亲自到县衙面见鲁秉诚，陈述寺下事件经过，要求释放吴斌等人，惩办凶手。因人脏俱在，鲁秉诚只好答应第二天解决。
5月18日上午，陈钟等人见鲁秉诚推诿应付，便召集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刚开始，鲁秉诚便指使县警备队与流氓数百人包围会场，声称县长鲁秉诚请大家到文庙有事相商，将与会人员逼至文庙大殿。随后，鲁秉诚以县政府名义召开会议，强行解散各革命团体，同时警备队与流氓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县党部、县农协、县妇协、县总工会负责人陈钟、黄中策、郑芝藩等14人逮捕。
5月19日，从咸宁溃退的夏斗寅叛军一部30余人窜到通山，鲁秉诚便与之勾结，叛军表示竭力支持鲁秉诚。20日，鲁秉诚等人提审陈钟、黄中策等人，要他们交出全县共产党名单和组织情况。陈钟、黄中策等人虽受尽酷刑，也未吐露半个字。21日，鲁秉诚在叛军的支持下，强迫群众到县衙门前的沙滩上开会，将陈钟、黄中策、刘昌恕、吴斌、郑芝藩、夏文杰、陈世太、袁晓南等8人杀害，制造震惊全省的通山惨案。这8人被称为“通山八烈士”。
另外，“阳新九烈士”中有两位关键人物是通山人，也是铮铮男儿。一位是成子英，另一位是谭民治。1927年2月27日，阳新县国民党右翼势力组织暴徒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县农民协会秘书长谭民治等9名革命同志捉拿，并乱棍齐下，将9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成子英的左臂被打断，血流如注。接着，反动派用麻绳将9人的手脚紧紧捆缚，并在他们的周身淋透煤油，然后一起抛入烈火之中。
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我们顶勇敢的成子英同志，手上脚上的绳子都被烧断了，但是还没有烧死，还想用他最后的一点力量来和土豪劣绅搏斗。他就英勇地从大火里跳出来，大呼打倒阳新的土豪劣绅，直向土豪劣绅扑来。土豪劣绅让开，未曾扑着，却扑到水里去了。可恨的土豪劣绅，又把我们顶勇敢热心顶可爱的成子英同志弄起来，当头一棒，打得鲜血直冒，然后又抛到火坑里。”
成子英是杨林文宣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武昌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结业后任省农运特派员，被派往阳新县领导农民运动。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当选阳新县党部执委，主持农运部工作。
阳新惨案传到武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恽代英等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等非常气愤，并亲自查处此事。
2、生死接力的满门忠烈。朱正时一家7人（朱正时夫妇、长子朱应禄、次子朱应乾、三子朱应发、次女朱贵娣、女婿程怡坤）参加革命，其中6人为革命牺牲。
朱正时是九宫山船埠朱家舍人，1876年生。1926年春节期间，时年50岁的朱达石及其长子朱应禄、次子朱应乾和后来成为女婿的程怡坤一起入党，朱正时担任党小组组长，并秘密发展农会，建立农民自卫队。1927年6月，夏斗寅叛军窜入通山，朱正时被杀害，大女儿朱贵娥被叛军掳去，不甘受辱而自尽。同年秋，朱应禄参加鄂南暴动在咸宁牺牲。朱应乾时年21岁，与程怡坤等人一道秘密恢复船埠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9年，朱应乾任横石区委书记，朱贵娣做妇女工作，朱应发负责侦察工作。1933年初，朱应乾调任鄂东南道委手枪队队长；在苏区保卫战中，刚满20岁的朱应发（时为武宁县少共书记）在武宁牺牲。1934年，程怡坤调任中共通山县委书记、县独立营政委，朱应乾兄妹奉命回九宫山从事地下活动。
1935年，龙武工作团成立，朱应乾任船埠分团主任，朱贵娣任妇女主任。民团头目刘九臣对朱正时一家恨之入骨，掘开朱正时墓劈棺抛尸，并掳走朱应乾的母亲，逼其招回子、婿，朱母宁死不屈，惨遭杀害。同年4月，朱应乾、朱贵娣兄妹在宝石河边的山林中侦察敌情，朱应乾嘱咐其妹在山上等侯，自己先下山察看，不幸遭敌伏击被捕。敌人用石头砸断其腿，又以铁丝捆绑其手脚，次日朱应乾惨遭杀害，刘九臣竟掏其心肝为食。此后，程怡坤将通山独立营带到冷水坪，在一次反“清剿”战斗中在江西铜鼓县英勇牺牲。1936年，坚持革命斗争的朱贵娣遭敌袭击而被俘。她多次受刑，两次“陪斩”，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后被敌人强卖到江西，直到1949年才回到家乡。
3、誓死护红的大义百姓。从1934年开始，楚王山地区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围剿，直至1935年苏区失陷。当时，楚王山是鄂东南道委、咸蒲崇通县委、红军医院等机关所在地。当地群众为了支持革命、保护红军，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藏在自家的阁楼、茅厕、地窖、柴房甚至山洞里，并为红军送水送饭、送医送药。为此，楚王山全庄137户被杀绝91户，630余人被杀死400多人，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从下面三个极为典型的事例，可以看出当地群众对红军的誓死捍卫。
一是宁死不屈的阿清娘。一次，地方反动武装进村搜庄，有位老人把红军藏在自家楼上，任凭敌人百般威逼，她就是不肯承认。最后，敌人在撤退时一把火烧着了她家的房子。老人为了救红军战士，当场被活活烧死。至今当地人都不清楚她的具体姓名，只知老一辈人都喊她“阿清娘”。
二是王二小式的夏石应。楚王山有位革命烈士夏树林，是机智勇敢的侦察员。他为红军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使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多次胜利。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抓捕他。在一次次扑空之后，国民党便将夏树林年仅11岁的弟弟夏石应抓去。面对敌人的百般利诱，夏石应无动于衷，敌人便用青竹枝进行抽打。尽管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夏石应咬紧牙关没有供出夏树林的藏身地点。事后，敌人又把夏石应的手脚捆在一起，抬往位于白沙的总部审问。途中，敌人边走边打，走到姚平桥时更是将夏石应吊在桥上周身抽打。夏石应被抽打得衣衫全破、露出皮肉，但他仍不说半个字。后来，县委派人将他营救出来。
三是胸怀大义的徐四清。1934年秋，国民党反动武装再次进剿楚王山。咸蒲崇通县委提前获得情报，把红军伤病员和群众转移到一座高山上。革命烈士夏曲初的妻子徐四清，带着一个月大的遗腹子也在躲藏人群之中。当敌人来到山脚下时，小孩因饥饿而啼哭，情急之下，徐四清只好用衣服死死地按住孩子的小嘴，从而保证红军伤病员和群众都没有暴露。当敌人撤走后，徐四清才发现自己手中的孩子已经断气了。这种不由自主的举动，看似无情，其实是群众拥护红军最真实的写照。
4、临刑不走的红军勇将。1934年1月，红17军主力红3师为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安全，在王文驿狭长的山垅遭到国民党26师郭汝栋部的围堵。1000余名指战员夜里仓促应战，除机枪连突出重围外，其余部队全部溃散，仅剩散兵300余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张焘、叶金波等停职反省。一周后，鄂东南政治保卫局以“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秘密将叶金波逮捕。叶金波当时与陈毅、徐向前等齐名，被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天价悬赏，生擒奖5万大洋，献首级奖3万大洋。
关押期间，政治保卫局有人知道叶金波受冤，想方设法让他逃走，被叶金波严词拒绝。他说：自入党以来，我早把生命置之度外，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我宁可死在红色政权之下，也绝不到国民党那里找出路。2月初，叶金波被害，临刑前，他只要求喝一碗青菜汤。然后，他从身上脱下棉背心交给行刑人员说：现在革命还很困难，留给同志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血迹。
与叶金波一样，早期党员华鄂阳1930年7月在龙港被鄂东南政治保卫局以“改组派”罪名逮捕，并误杀。受冤关押期间，看护人员有意让他逃走，也被他拒绝。
5、粒米不私的革命战士。戴德昌是修武崇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三界地区最早的2名共产党员之一。1932年10月，国民党以29个团的兵力反复进攻鄂东南苏区，龙港失陷，鄂东南兵工厂、红军总医院、被服厂、鄂东南道委机关等先后迁入三界冷水坪地区。身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戴德昌，为保证红军的供给，不但动员群众节约粮食和物资，还让自己的亲属住进茅棚，腾出房子让红军伤病员住，全家带头吃薯渣、咽野菜。戴德昌唯一的女儿戴秀君高烧几天几夜，他也舍不得动用军粮，当女儿弥留之际想要喝粥时，戴德昌仍以“军粮只能军用”为由没有满足女儿的愿望。当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得知后，专门给孩子送来一碗清粥时，但刚满7岁的孩子已离开了人世。
阚禹平也是一名毫无私心的革命战士，他是镇南中学最早入党的10名党员之一。在8年的革命生涯中，他长期管理部队钱粮，做到了粒米不占、分文不私。1927年12月，他和叶金波、许金门等带领游击队抄了地主的家，缴获一包袱银元、首饰等带回家中。当他再从家中拿出时，发现少了一条金项链，同行的人都说肯定是打包时不小心掉了。阚禹平却进到屋里，质问妻子是不是拿了金项链。妻子不作声，阚禹平便掏出手枪用力拍在桌子上，说：“再不拿出来，老子就毙了你！”妻子从未见丈夫发过这么大的火，便走到衣柜里把金项链拿了出来。绝情未必真无情，戴德昌、阚禹平对妻女的绝情，其实是对革命、对红军最大的深情。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顾历史，我们为脚下这块光荣的土地而自豪，为矢志不移跟着共产党走的通山革命先烈和前辈而骄傲，更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而充满豪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
所以，通过回顾党的光辉历史，更能增强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责任担当，更能激发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