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自古战略地位显要，有过长时间的荣耀，由于北人南徙、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等历史原因，其地位渐逊于前。但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明神宗爱子朱常洵定藩于洛阳后，让该地再次回到民众的视野，重回晚明历史的漩涡之中。崇祯十四年正月下旬，李自成农民军轻松取得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这颗政治巨星，接管了福邸的巨额金银，同时赈济饥民，并打出具有农民阶级特点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伴随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和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李自成除自身实力增强外，还陆续得到了其他农民军的支持，使其个人威望进一步提高。拿下洛阳可谓是李自成登上晚明历史舞台的一张门票，是他完成个人华丽转身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关键词】洛阳明神宗朱常洵李自成李自成及其农民军
前言
古人有“山南水北为阳”之说。洛阳因位于洛水之北，遂得其名。该地处河南西部，为函谷关外最近的一座国家级重镇——其北倚王屋山，由西至南依次有秦岭向东延伸出的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为之拱卫，东近嵩山，兼据黄河中游之险。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洛阳自古便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美誉。东汉著名文学家傅毅曾为洛阳写过一篇情文并茂的《洛都赋》，有云：
“……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
后人并不满足于洛阳现有的自然环境，而是为了适应王朝疆域日益扩张带来的管理需要，不断改善洛阳的水陆交通环境，以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增强王朝向心力和凝聚力。隋炀帝先后于公元605年、608年以洛阳为起点分别向东南、东北开通了通济渠和永济渠，使洛阳甚得漕运之利。隋末唐初时期，作为南北水运枢纽的洛阳向北可直达涿州一带，向南可达泗州一带（山阳渎、江南运河开通后，水运可进一步到余杭），其作为天下枢纽、十省通衢的地位得到强化。
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后人的不断改造，战略地位极其优越，成为历代王朝都城的备选之一、兵家必争之地。
洛阳的政治地位
公元前1700多年，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夏朝，定都于洛阳。其后，商、周、韩、东汉、魏、西晋、唐、北宋等王朝陆续定都于洛阳，或将其作为政治地位仅次于都城的陪都。值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国北方大量人口（包括士农工商等）为避战乱，迁往南方，促进了南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同时期的洛阳逐渐出现边缘化迹象，开始由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慢慢变成配角。经唐中期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及五胡乱华，洛阳的水陆交通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其政治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了提高大都（燕京）的政治经济地位，降洛阳为河南府衙的治所，并重新疏通隋朝大运河的部分航道且绕开洛阳、开封，新开济州、会通、通惠等河，达到将运河改弯为直的效果，以减少南方货物运往北方的航程。有着1500多年建都史的洛阳，至此不复称京。明代洪武晚期，长江南北基本完成统一，为了便于统治全国和防御西北、东北的蒙古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往长安（西安）、洛阳、开封进行实地考察，准备迁都。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标奉旨巡抚陕西，视察边备兼观秦地风俗，在途中分别对以上三地进行了迁都可行性论证。此事说明洛阳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神都地位在明初重新获得了认同。不幸的是，朱标于次年四月薨。没过几年，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朱元璋崩殂。朱标之子允炆即位不久，靖难之事起。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夺了侄子的江山，将处在燕藩势力范围内的北平改称行在，实行南、北京（北京在永乐时期尚称行在，明英宗时期才改行在为北京。）并重制度。迁都洛阳的事不了了之。有明一代，洛阳失去了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次重回政治中心的机会。从地理位置上看，洛阳依然为天下中心，但其政治地位已从全域性重镇降格为区域性重镇，已无昔日那样辉煌。
福王定藩洛阳
明代晚期，一个亲王来洛阳建藩，让此地重回大众视野。此地发生的事也成为改变晚明历史进程和方向的一个重要节点。彼何人斯？何以有如此大的政治影响力？
朱常洵，明神宗的爱子，明光宗的弟弟，当年差点成为明王朝第一继承人的第二继承人。
朱常洵，万历十四年正月为明神宗宠妃郑氏所出。母由子贵，郑氏当月便被册封为皇贵妃。这一举动让朝臣立刻紧张起来，因为皇长子朱常洛出生至今五年而其母恭妃王氏尚不得贵妃之称。于是，以辅臣申时行为代表的官员根据《皇明祖训》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定，开始上疏请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爱屋及乌的明神宗很喜欢皇三子朱常洵，耻朱常洛为宫人所出（按：恭妃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遂搬出王皇后年纪尚轻或可生嫡子为由，将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万历二十二年，十三岁的朱常洛在官员的再三请求下终于被同意出阁讲学，即接受正规教育，而明神宗本人五岁就开始读书写字了。万历三十八年的冬天，朱常洛某次出阁讲学时因寒冷而冻得发抖，为其授课的经师郭正域出于同情和义愤，当场呵斥值班的奴役去取火。时已封为太子的朱常洛，却无暖可凭。此时，躲在密室中围炉而坐的太监们听到呵斥声才不得已拿出火炉。想此情景，太子凄然处境易知。可见，皇长子朱常洛是如此的不被明神宗看重，以致于奴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尽管他已贵为储君。
朝臣们前仆后继为朱常洛争取储君之位，而王皇后却又未生嫡子，拗不过祖训和众论的明神宗终于在朱常洛行冠礼之年、郑贵妃略微失宠之际，即万历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封为福王。至此，持续十五年之久的储君（又称国本）之争，总算平息下来。
这场储君之争是万历朝最为复杂激烈的政治事件，由于打击面广、持续时间久而影响深远，备受朝野的广泛关注。其中因坚持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而遭到不同程度处分的各级官员高达三百多人。明神宗也找诸如身患足疾等借口拒不上朝听政，拒见官员以示抗议。结果，明神宗近三十年未上朝，躲进深宫，不管春夏与秋冬。
一个庞大的明帝国，日有万机，而明神宗一概不理或基本不理，“时上怠荒益甚，久不御政，曹署多空。内阁止叶向高，杜门已久；六卿惟（赵）焕一人，又兼署兵部（尚书），至是改署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六科（给事中）止数人；十三道（御史）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十余年不得代；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给牒，久滞都上，时攀执政舆哀诉。”【1】
作为内阁一度唯一一个在岗的大学士，叶向高针对官员空缺严重的情况，多次上疏恳求明神宗选补官员，如奏请任命刑部尚书不果，遂使数千囚徒得不到及时审判而留滞在监牢里，导致监狱难以承受巨额的伙食费用。又在奏请任命户、礼二部尚书的疏中写道：“户部事务，停阁已久，其最急者，如务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收批；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最为困急。而礼部则颁历贺冬，皆将届期，典礼之臣，岂容久缺！即如进贡番夷有六七百人，久当发遣，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留一日则费光禄寺一日之供给，该寺钱糧方极匮乏，而复有此冗滥之费，甚可惜也！”【2】但明神宗同样置之不理，任由户、礼二部无人主事，官员对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有不怕死的大臣直言不讳地在奏疏中指出他这样荒政下去会亡国灭身，他也无所谓。
于是，有一部分官员直接挂印离职，留下来的官员见仕途无望便抱着混世的心态得过且过。这使本已残破不堪的吏治雪上加霜。在人治社会，吏治的腐败会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社会全面腐败的根源。亡明的种子至此埋下，内忧外患也开始萌发。明神宗崩殂后留下的烂摊子，经过天启朝后进一步恶化，到了崇祯帝践祚时，已是一发而不可收拾，非人力能挽回了。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无视天怒人怨的明神宗以长年消极怠工的方式报复跟他作对或唱反调的官员，人为制造君臣内耗的混乱局面。君臣不和引起党派纷争，朝臣各执门户之见，不复为江山社稷计！看着党派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明神宗索性大量任用太监外出办差，继续不上朝，使明朝政治进一步恶化。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明神宗难得走出深宫禁苑，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并召集大臣，原因是想当着朱常洛和文武诸臣的面，尽快平息梃击案所引起的猜忌和纷争。原来，就在几天前，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枣木棒闯入慈庆宫打伤数人，意图梃击太子朱常洛，因众人及时阻拦，未遂。此事一出，朝野震惊，引得中外皆疑是朱常洵之母郑贵妃所为。毕竟，普天之下的百姓都晓得，若是朱常洛有个三长两短，朱常洵是直接受益人。而三尺童稚都明白储君的寝宫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闯的。于是，支持朱常洛的大臣纷纷指控郑贵妃嫌疑最大，后者的支持者则以张差本系疯癫为辞推脱。两边争辩迅速升级，事情的经过也越描越黑。就连明神宗本人也觉得梃击一事确实荒唐，可又不想深究，便及时出面调停。好在郑贵妃自证清白的态度极为诚恳，朱常洛也不想把局面闹僵。明神宗便以处死张差、秘杀庞保、刘成二位太监为代价息事宁人。
在国本之争和梃击一案中，皇三子朱常洵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却始终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长期作为影子储君的身份让太子朱常洛整日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万历一朝长达四十八年，明神宗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影响使朱常洵深受帝宠的印象深入人心，而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无奈之举也是妇孺皆知。朱常洵作为政治巨星的形象持续了整个万历时期，直到他临死前还特别耀眼。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朱常洵离开北京，前往藩地洛阳——一个足以体现其高贵身份的战略要地。同时，朱常洵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又抬升了该地的政治地位，使洛阳重回国家级历史舞台。为了弥补对郑贵妃母子的愧疚，明神宗实赐朱常洵田一万九千顷（河南土地不足，则以山东、湖广之地填补）、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婚费三十万两、洛阳藩邸修缮费二十八万两、崇文门外部分官营商店的收入、河南地区的食盐专卖权及其它赏赐珍宝无算【3】。朱常洵对此不仅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公然破坏朝廷盐法，扰乱盐市秩序，以谋取暴利，致使河南境内外百姓苦不堪言。对于朱常洵的恶劣行径，明神宗却一味纵容包庇。其实，明神宗本人也是一个薄德无行之人。藩地受难者哭诉无门，地方官员对朱常洵也无如之何。久而久之，河南百姓对朱常洵恨之入骨，在承平时期，日夜盼老天趁早收了他，逢战乱之际，日夜盼农民军尽快杀死他。
李自成取洛阳城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左良玉奉督师杨嗣昌之檄，入川协剿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军。李自成乘左军移防不备，率精兵突袭左军并败之，遂自武关而出，入河南【4】。当时，李自成麾下精兵才五百余人。是月下旬，李自成攻克内乡，待老营家眷回合后，打着南下袭击均州（今丹江口市）的幌子，沿伏牛山北上至熊耳山西部，征服该地四十八处山寨（按：河南连年大旱，社会动荡，各地为求自保，纷纷建立山寨，武装自救。），不断获得粮食和前来入伍的饥民。十二月，李自成向东走出熊耳山，相继攻破“万安、田湖、新店及樊店、盘龙寨、西寨（等）山寨当地饥民万余人相从”【5】，实力大增。待扫清嵩县周边的鲁山、郏县、汝阳等地之后，李自成率部北上攻打宜阳。不到两天时间，宜阳被攻破。农民军杀死宜阳知县唐启泰后，立即张贴“不杀平民只杀官”的安民告示，迅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取得了百姓的好感。
此时，永宁（今洛宁）的狱卒牛可敬、魏之明等人得知李自成部农民军攻克了宜阳后不杀平民只杀官的事，大喜过望，暗中派人邀请李部前来攻打永宁，并承诺为其充当内应。连续取得军事胜利的李自成农民军队伍在攻下宜阳后已扩充到数万人，其中有人主张不如缓攻永宁而直接攻打洛阳，理由如下：1、宜阳到洛阳的距离很近，是宜阳到永宁的距离的一半，农民军不必长途奔袭；2、农民军士气正盛，正可一鼓作气而用之；3、明廷在河南的正规军主力基本都调离河南围剿张献忠等人去了，剩下的守军根本不足以与数万农民军抗衡；4、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重大，如果拿下洛阳，可迅速抬高李部农民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5、洛阳住着富可敌国的福王朱常洵，如果拿下洛阳，农民军将立即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充分的军需粮草。
但李自成鉴于农民军大多由刚刚入伍且实战经验不足的饥民组成，战斗力有限，认为朱常洵这个政治巨星肯定有重兵护卫且洛阳城池坚固，一时还不敢贸然东向攻打洛阳。相比之下，拿下潜伏有农民军内应的永宁的把握更大。权衡利弊之后，李自成留下少量农民军做出佯攻洛阳的架势，吓得洛阳守军不敢轻举妄动，便自率主力衔枚疾走，奔袭西边的永宁。
李部农民军合围永宁后，与永宁守军激战了三天，最终在城中内应的协助下，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攻破永宁。入城后，农民军杀死知县武大烈，处死明万安王朱采钦[钅輕]及豪绅一百多人，同时开仓赈济饥民。其杀官不杀民且劫富济贫的行为深得当地百姓拥护，使十余万饥民自愿加入农民军队伍。李自成的农民军由数万人倏然扩充至十数万，军事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河南的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宝丰举人牛金星等）纷纷归附李自成，为其出谋划策。李自成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均田免赋”、“平买平卖”、“五年不征、不杀一民”等系列口号【6】，以争取更多的民意支持。这支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在河南的威望也空前高涨。
拿下永宁后，攻打洛阳的计划又被提上了议程。李自成农民军的处境明显强过数日前在宜阳的时候，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先打掉洛阳的外围，再全力合围洛阳，避免先打洛阳有腹背受敌之忧。这个外围就是位于洛阳西北部、宜阳北部的新安。毫无悬念，新安迅速被攻破。需要指出的是，李自成农民军从永宁奔袭至新安的途中，又不断吸收饥民入伍，其部曲人数进一步扩大，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新的一年——崇祯十四年。面对洪水般扑来的农民军，明河南总兵王绍禹毫无招架之力，在宜阳等地败于农民军后，打着护卫藩王的旗号龟缩到洛阳，不敢出来。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王绍禹的副将罗泰、刘有义等人突然投诚，领着各自的亲兵归顺了李自成。原来，王绍禹是个极为贪财之人，平日经常克扣士兵的粮饷和衣料，早已惹得军心涣散。眼看李自成大军压城，守城明军迅速出现分化，“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7】。次日，李自成农民军合围洛阳城，重兵猛攻洛阳城北门，同时让罗、刘降部积极联络城内守军。这样便出现了城下农民军与城上守军时而战斗时而相互问候的有趣情景。城内尚沉浸在春节气氛中的福王朱常洵，“日闭门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8】，听到炮击声才缓过神来，象征性地拿出仅仅三千两金【9】或一千两金【10】，慰劳负责守城的王绍禹部。可富可敌国的朱常洵打发的杯水车薪不仅没有笼络住守城明军的心，反而加速了守军的离心——这杯水车薪又被王绍禹私吞了！
是月二十日，忍无可忍的洛阳守军乘着夜色，主动从城头放下绳子，拉农民军上来，继而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入城。防御工事无比坚固的神都洛阳竟然以这种方式被农民军占领。
次日，福王朱常洵被杀，结束了长达五十五年的富贵生涯。李自成张榜宣告杀朱常洵的理由，即“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而[尔]曹。”【11】，并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理了朱常洵的尸体，以发泄百姓对这位政治巨星深入骨髓的仇恨。这可不是一般人的尸体，而是当朝天子亲叔叔的尸体。要知道，在封建时代，一个国家最高的政治象征就是皇帝。杀死朱常洵是对崇祯当局最赤裸裸的抗议和蔑视。史籍记载，朱常洵的尸体被用作“福鹿酒”的原料，但细节上稍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1、《明通鉴》、《绥寇纪略》等书，主张“汋其血杂鹿肉以食，曰福鹿酒”。2、《明季北略》、《小腆纪年附考》、《明史纪事本末》、《流寇志》、《石匮书后集》等书，主张“以王为葅（按：葅，同“菹”，肉酱也。），杂鹿肉食之，号福鹿酒”。
不管是用朱常洵的血还是用其肉作“福鹿酒”的原料，都说明他死得很惨，反映了由广大饥民组成的农民军痛恨他的程度之深。同时，李部农民军还抄了朱常洵的家，“发藩邸巨室钱米以赈饥民”【12】，深得人心。朱常洵定居洛阳近27年的时间里，只知道纸醉金迷，盘剥百姓，对河南百姓的悲惨生活不闻不问。崇祯时期，河南长期遭受旱灾、蝗灾困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有的地方已出现人相食的现象。为了一窥河南百姓之苦难，特列出部分灾情于下表。
崇祯五年
河南大旱，密县生魃，烧之乃雨【13】。
崇祯七年
闰八月，丙申，江西、河南、云南大旱【14】。
崇祯八年
七月，辛亥，河南蝗【15】。
崇祯十一年
六月，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大旱、蝗【16】。
崇祯十三年
七月，饥民蜂起，啸聚太行山应贼。是年，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道路梗塞【17】。而河南已连续三年大旱，蝗害遍野，赤地千里，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18】。
崇祯十四年
六月，癸酉，两京、山东、河南、浙江旱蝗，多饥盗【19】。
而史料很难找到福王如何体察民情、减税减租或赈济灾民的记载。河南百姓对这位全国闻名且富得流油的藩王自然没有好感，对其死讯可谓皆大欢喜，以未能亲尝一口“福鹿酒”为憾。于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流水，日夜不绝”【20】。
李自成取洛阳之所获
福王朱常洵这颗政治巨星在晚明闪烁了五十五年之久，面对农民军排山倒海的气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这颗巨星陨落的同时，李自成作为一颗新星登上了晚明的历史舞台。取得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后，李自成声望与日俱增，除其本部农民军发展壮大外，还吸引了其他农民军的不断加盟，为日后进一步整合农民军联军埋下了伏笔。
一、兵员方面。
前文提及，李自成农民军沿伏牛山北上，横扫熊耳山之后，人数发展到一万余人。攻克宜阳后，人数发展到数万人。攻克永宁后，人数发展到十数万人。取得洛阳后，人数更是发展到了数十万人。骤然增加的人基本是河南当地的饥民。如此多的饥民，面对生存，除了揭竿而起，别无他选。李自成农民军入河南，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有了生的希望。自武关入河南不到百日时间，李自成农民军人数几乎呈几何级增长，巨大的量变引起质的飞跃——军事实力的提升使政治影响力得到增强，开始提出深受广大农民拥护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与明廷一较高下的势头。
二、军事方面。
悉闻李自成有杀崇祯亲叔叔的实力和魄力，各地独立作战的农民军和小规模的农民军联军开始向李自成靠拢，以冀抱团取暖，扩大生存空间，争取更大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七月，曹操罗汝才离开性格过于强势且连吃败仗的张献忠，“自内乡走邓州，与李自成合”【21】。“时自成有众五十万，复得汝才，军益炽”【22】。上述指出，拿下洛阳后，李自成拥有数量庞大的军民，而罗汝才部农民军的加盟，使李自成军声更盛。邓州当地的农民军陈金斗部也前来归附【23】。
根据夏夑《明通鉴》记载，这年八月，连续多次败于左良玉等人的张献忠走投无路，继罗汝才之后，前去投靠李自成。见到狼狈不堪的张献忠，李自成打算收编他或先收编再除掉，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罗汝才的建议，即拨给张献忠少量兵马去他处发展，以冀分扰明军力量。历史证明，张献忠日后的表现确实没有辜负李、罗的期望。张献忠虽然没有像罗汝才那样与李自成并肩战斗抗击明军，但其长期牵制着大量明军，分担了明廷摊在李自成身上的军事压力，间接地帮助了李自成农民军。
崇祯十五年三月，由仪封转战陈蔡间的河南农民军小袁营袁时中部与李自成农民军合营，虽然合营时间不到一个月，但袁时中部为李自成拿下开封外围的太康、睢州、宁陵、归德等多个重镇立下了汗马功劳。
崇祯十五年十月初，长期与明军周旋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革左五营，进入河南，向李自成军靠拢，由固始、新蔡经沈丘，“如风雨至”【24】。是年闰十一月，革左五营与李自成军合营，积极协助攻打河南黄河以南地区最后一个重镇——汝宁，为李自成农民军日后南下襄阳拔掉身后最后一个钉子。
至少通过以上几部农民军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李自成在军事方面连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政治威望进一步得到提高。
三、政治方面。
拿下洛阳后，李自成延续“均田免赋”、“平买平卖”、“五年不征、一民不杀”的口号，同时请人撰写《九问》、《九劝》，进一步宣扬具有农民阶级特点的政治主张，号召各地农民共同抵抗明朝的暴政。李自成农民军的在河南西部的强势出现让走投无路的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当时有的河南民众误认为绰号为“闯将”的李自成就是当年活动于河南的“闯王”高迎祥，因为明廷官方塘报将“闯王”、“闯将”皆称作闯贼，加之年月久远又信息闭塞。于是，包括文人在内的广大民众将李自成的政治、经济口号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歌谣，有云：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25】
当时百姓自发传唱这种朗朗上口的歌谣，有力地促进了更广大地区贫苦百姓对李自成及其农民军的认同。李部所经之地的百姓不再视他们为贼寇。李自成本人对于己有利的舆论宣传不仅乐见其成，而且对“闯王”绰号的“高冠李戴”也不置可否（至少是不反对），心安理得地接受统治区军民对他的拥护。这种舆论上的支持一直延续到李自成攻下北京城。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襄阳百姓自发为李自成农民军充当向导，引其绕道至樊城西七十里的白马滩，架门板为浮桥南渡汉水，抵达襄阳北岸，“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26】。可见，当时的襄阳百姓欢迎李自成农民军解放襄阳，赶走令人痛恨左良玉部。
崇祯十六年五月中旬，商丘当地农民军归附李自成，并请求李部在该地建立农民政权【27】。此事意味着李自成农民军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农民军政权。是年十月，西安明军守城副将王根子主动打开西安城东门迎农民军入城【28】。十二月，李自成麾下刘芳亮等人分道进兵，荣河、河津、稷山、绛州等地士民俱开门迎接农民军入城【29】。崇祯十七年正月下旬，大顺军所至山西州县，百姓开门迎接大顺军（按：大顺军为李自成农民军的后身），同时“结寨反拒官兵”【30】。是年二月，蒲州诸县开门迎接大顺军【31】。是月中旬，李自成至山西忻县，明降官出城迎降【32】。
以上事例只是一些历史缩影。不管地方百姓和部分投诚官员是否出于真心抑或出于保命而开门迎接李自成，至少说明明廷已经失去最大的政治基础——民心，失去了指挥百姓为之抗击农民军的统治力和号召力。而史料显示，李自成从拿下洛阳到征伐北京的三年时间里，并未受到大规模的农民抵抗，足以反映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在当时是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
取得洛阳后处死朱常洵这个政治象征极高的藩王，让李自成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藩邸的天量金银又为李自成农民军的扩张和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李自成在百姓和其他农民军首领中的政治威望。
结语
洛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福王朱常洵定藩于此，让洛阳的政治军事地位在晚明时期重新获得了认同。取得洛阳，李自成迎来了走向人生巅峰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但真正让李自成自武关入河南不到百日的时间里迅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完全得之于当地百姓对明朝腐败统治的绝望，得之于当地百姓对朱常洵麻木不仁、无视民瘼的痛恨，得之于当地百姓对悲惨生活的无助，得之于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因为有了成千上万试图摆脱苦难的百姓的支持，历史才让李自成有了从小变大、从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可能。要知道，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改变历史进程和方向的真正主体。任何阻碍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势力，最终都会被人民放弃。
注释：
【1】【2】（清）夏夑《明通鉴》卷七十四。
【3】（清）夏夑《明通鉴》卷七十五。
【4】（明末清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5】康熙三十二年《嵩县志》卷十。
【6】（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
【7】【8】（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
【9】【12】（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一。
【10】（清）夏夑《明通鉴》卷八十七。
【11】（明末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13】（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九十二。
【14】（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九十三。
【15】（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九十四。
【16】（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九十六。
【17】（明末清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六。
【18】（明末清初）文秉《烈皇小识》卷六。
【19】（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九十七。
【20】（明末清初）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21】【22】（明末清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
【23】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336页，《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
【24】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07页，《兵部为塘报楚豫贼情事》；顺治十五年《沈丘县志》卷十三；康熙三十年《新蔡县志》卷七，《杂述》。
【25】（明末清初）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26】（明末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
【27】（明末清初）戴笠《流寇长编》卷十六。
【28】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16页，《兵部为塘报“入陕”贼情事》。
【29】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7页，《兵部为塘报流贼“入晋”事》。
【30】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十四。
【31】【32】（明末清初）戴笠《流寇长编》卷十七。
（杨鑫）